网络日记:《倾城之恋》:经典“照进现实”……
对张爱玲著作的改编,仅就《倾城之恋》而言,之前便有许鞍华的电影版和毛俊辉的舞台剧《倾城之恋》,现在看来,其“香港视角”似乎略显逼仄;如今内地版的电视剧,自然希望祛除多年萦绕于观众审美旨趣中的“港味”。虽然一经在央视8套播出,便保持了近3%的高收视率,但对于电视剧版《倾城之恋》而言,“港味”是彻底祛除了,而新的争议也开始了。
媒体两种声音的交战,大致可归纳如下:众多的“张迷”和普通电视观众排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深谙张爱玲原著的学者、剧评人、读者们对该剧普遍持批评态度,认为将一篇不到三万字的小说“生拉硬拽”成三十多集的电视连续剧,有歪曲原著本意,并在内容上“注水”的嫌疑;而对电视剧的改编持肯定态度的观众,大部分对小说《倾城之恋》乃至张爱玲都谈不上了解。
两派的“纷争”使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已经彻底市场化的电视剧业界,对于《倾城之恋》这样一部现代文学史上堪称杰作的小说,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视角为参照去判定其改编的价值所在?
当然,不少人会很方便地将老百姓爱不爱看作为一部电视剧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导演梦继和编剧邹静之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电视剧《倾城之恋》在央视和台湾年代电视台均创下高收视率,加之观众反应很好,因此该剧“非常成功”云云。这种说法也得到了电视观众的支持。不过,张爱玲毕竟不是琼瑶,老百姓喜闻乐见是一回事,改编剧本的质量与原著的质量是否相称却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
但若将是否忠于原著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似乎也会造成另一种误解。毕竟,把改编剧等同原著直接加以比较、立即判定优劣,无论对戏里还是戏外的人,都显得不太公平。而我们观看《倾城之恋》显然不会像看《三国演义》或是《汉武大帝》时专注于“挑历史的刺”,因为,这部小说离我们的生活更近,也离普通人的感情更近。就像导演梦继谈到拍《倾城之恋》的意义时所说:“一部文艺作品,你对现实的观照有多大,现实对你的反应就有多大。”
那么,当人们对张爱玲的文学想象经由一部电视剧“照进现实”之时,我们又能看清什么呢?很遗憾,映入我们眼帘的并不是着笔于世俗灵魂的张爱玲,而是更为大众化、更为“主旋律”的张爱玲。
小说《倾城之恋》原本讲述了世俗男女间的情欲之道,并以张氏独有的冷眼旁观,映射出一个时代变迁的无奈。出身于没落翰林的白流苏与纨绔子弟范柳原,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在香港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两个小人物的婚姻竟由一座城市的沦陷而成全。但在电视剧《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失婚的过程以及白家的发家经历却被浓墨重彩地描写。白、范两家的家族史,取代了白、范的个人史。
将浪漫的爱情戏改编为“宅门戏”,一方面固然符合影视剧改编的潮流,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将“人”升华为“家”,或者用“家”代替“人”,是如何使原本描写人情世故的小说成为了一部将个人与时代相连接的“宏大叙事”。须知,老祖宗们历来有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的逻辑。“家族”的历史显然比个人的宏大,但又不至于上升到“国”的高度,同时,它又是维系着个人与国家、社会的纽带。家庭,对于普通人而言,才是他们的现实,从家的角度出发讲故事,人们才会愿意倾听。
实际上,无论“家族伦理”或是“抗战背景”,张爱玲的原著中无非是些幌子,小说真正着墨之处在于人和人之间互相猜忌、较劲。但改编后的剧本却围绕着这样的主题:新旧历史时代在交替,而活在旧时代的女性要想迎接自由恋爱的到来,成为“走出庭院的女人”,得经历许多艰难困苦,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爱情又是如何被转型成革命的感情。
正因为将原本的“幕布”搬到了“幕前”,用“家庭”代替了“个人”,张爱玲原著中迷人的亮点和耐人回味的细节,纷纷从电视剧里消失了。剩下的,除了剧中人华美的旗袍、考究的道具陈设和明丽的画面之外,便是这种有些过于“宏大”的讲故事方式。当然,作为带有“但开风气不为师”性质的改编作品,这也不失为一种尝试。毕竟,张爱玲的文字太阴郁,对于奔波一整天后回家的上班族而言,与其打开书本直面文字对灵魂的拷问,还不如打开电视,以家庭为单位展开一部更为大众化的“史诗”。(4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孙骁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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