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小文学：连爱情也不敢要……
作为一名卧底记者，他三次走上法庭，多次遭人追杀，四次死里逃生，被戴上手铐非法拘禁过11天；在中国新闻史上抒写了独特的“正义”两字，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称赞他为“人民需要石野这样一把明晃晃的利剑！”本书记录了他正义之旅的心理路程。
我在报纸上“叫卖”人头！
1997年12月17日，我在《南方都市报》头版以《吃霸王饭打无辜人》为题，整版披露了市民黎世冬被银河村几名治安员打成重伤而无人过问的恶性事件后，在羊城激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但是，在受到社会各界及众多热心读者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从报道见报的第二天起，我也开始不断收到匿名电话的骚扰、恐吓及威胁。
次日上午，有一青年男子以匿名方式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别以为你们这些臭记者有什么了不起，如果再报道这事，叫你后悔也来不及！”说着，对方“啪”一声挂上了电话。
第三天，又有一个粗声大气的男人在电话里对我吼道：“你这个小记者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敢跟我们过不去？有胆你就给老子继续写下去，砍下你的手和脚……”当天夜晚8时许，又一陌生人在电话里对我破口大骂：“听说你小子很牛×呀？老子跟你说，买你这个小记者的人头最多不会超过30万元！”
1998年12月25日《南方都市报》的头版显著位置以《匿名电话威胁记者毫不惧怕》为题，披露了我所遭受到的威胁。报道见报后，又一次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尽管有关恐吓电话经常接到，但我每天还是坚持出门采访。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不久，我先是在《南方日报》社附近的五羊新城遭受到一位彪形大汉的拦路威胁和恐吓，接着在随后的一个午夜，我骑自行车路过珠江大桥时，竟然又遭受到3个家伙刀棒围截，最后被迫从珠江大桥跳入珠江逃生。
1999年1月4日晚上，我又接到几个恐吓电话，忍无可忍之余，我向主编提出建议：请把我的照片也刊登出来！现在不是总有人要买我的人头吗？那么就干脆把我的人头“悬挂”在咱们的报纸上吧，谁敢要，就让他们尽管来取吧！如果真的有人要来报复我，我是很难躲开的。与其这样躲躲闪闪，还不如我表明立场，通过报纸，正式向天下所有不法之徒宣战！
第二天，即1月5日，《南方都市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发了题为《本报一则报道引发侨胞设立基金》的新闻，报道了泰国惠来同乡会要向海外侨胞发出号召，以我为主，成立以《南方都市报》为中心的国内首家“新闻记者见义勇为基金会”，以奖励那些不畏暴力强权、坚守职业道德的新闻记者。
同时在当日的第六版，编辑部用整版篇幅，以《保安员违法事件备受百姓关注》为总标题，以“本报《吃霸王饭打无辜人》追踪报道反映强烈”为副题，作了专题报道。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此版的右面，刊登了我的一幅照片及我写的《记者的正义感》。
我的斗胆之举，在社会上又一次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也因此而成为国内第一个在报纸上向黑恶“叫卖”人头的记者。
1999年4月7日，银河村一次性赔偿黎世冬9万元医疗费用，同时，天河区公安分局将9名行凶打人的治安员悉数抓获归案。随后，广东省有关部门出台了《广东省保安管理条例》。我跟踪了大半年时间的广州银河村治安员打人一案，终于尘埃落定。
广州王圣堂生死历险
看到我不畏强暴连续披露了银河村治安队员的恶行后，读者王正(化名)，特意寄给我举报信称：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和王圣堂一带，活跃着多个有组织性的黑恶团伙。
经策划，报社成立了以我为主的特别行动小组，还特派同事邓世祥和摄影记者魏东及司机驾着采访车配合。
我们在华南影都门口，在一个涂脂抹粉的长辫子女人带领下来到了王圣堂村口。一路上，我们身后总有几个神情诡异男人盯梢。长辫女领着我们拐进了一条小巷，把我们带到小巷深处的一防盗门前。
我们在三楼看到一间约10多平方米的小房里，坐着位年轻的俏丽女人。小窗户被封得密不透风，左侧还有一扇紧闭着的小木门；右侧靠墙壁摆放着一张单人小床。那铺在小床上的脏兮兮的旧床单有一大半直垂到地面，将那床底遮掩得严严实实。
我赶紧以这里只有一个小姐为名，连连向邓世祥使眼色，暗示他赶紧离开。就在邓世祥和那女人刚离开大厅，就在我正思忖着如何尽快离开这间小房时，突然，对面那木门被推开，跳出两个气势汹汹的铁塔壮汉，只见他们戴着墨镜，手握两把黑枪左右开弓顶在了我的脑袋上，一齐怒声喝道：“快把你的枪给我交出来！”
原来对方把我当成便衣警察了！见我身上没有什么武器，这两个家伙顿时松了口气，但还是用枪顶着我的太阳穴连逼问我到底是做什么的，我死死咬定：“我在一家公司打工。”
“快叫那个戴眼镜的上来我们这里是进来容易，出去可没那么容易！”
我看着进来的邓世祥欲言又止，正想用眼神暗示他此时的危险时，突然发现邓的背后，又出现了一个戴副墨镜的高个子。紧接着，我又很明显地感觉到坐着的床板底下有人在动，只见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刀先从床底伸出，一个下巴尖尖的男人从床底下“呼”的一下滚了出来，刀尖便直抵我脖子上。
就在这时，从里面小房间又窜出一个40来岁，全身黑衣服的中年人，那模样，十足昔日上海滩的黑社会老大。他们一左一右，持刀将我逼到床上坐下来。几个家伙恶狠狠地冲我们喝问道：“快说，不说实话就是死路一条！”
随后，“尖下巴”的双手在邓世祥身上摸到他的记者证，几位劫匪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地叫起来：“啊！是记者证，他们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随即几把尖刀齐刷刷地围住了我俩。屋子里的空气陡地像凝固了一样。
“快杀了他！”两把明晃晃的刀忽地直逼向早吓晕过去的邓世祥的身体要害处，我拼着全身的力气，猛地挣脱开身子大声喊叫道：“你们千万不要杀他，他不是记者！那个记者证是假的！是我们花500元钱买来的，我这儿还有一个……”
我们哀求的话果然又起到了作用：“我们是广告员，要四处拉广告，做个假记者证，是为了拉广告方便点……”我赶紧从包里摸出一张广告纸，这是我们在街头无意间留下的，没想到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儿，竟成了救命稻草！
“黑老大”长刀敲着床沿，再次警告说“我们都是犯过命案的，杀个人就像宰只鸡一样容易……”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我们终于逃离了黑窝。4月13日上午，作恶多端的黑老大在广园西路被专案组抓获。
我的历险吓跑了我的爱情
我的一系列的卧底历险经历，不但使我的人身安全一直处于危险状态，令关心我的朋友们为我提心吊胆，同时还吓跑了我的几次爱情……
1998年4月，也就是我在王圣堂卧底历经生死后不久，那位曾对我海誓山盟了的女友突然不辞而别了。
她叫红，时年24岁的她毕业于江西萍乡某服装学校。
获知我在王圣堂的生死历险后，她吓得一夜没睡好，双眼都哭红了。她又像以前一样苦苦劝告了我一番。第二天下午，她突然称想承包附近一超市里的服饰摊位，得需要两万元钱，可当时我的身上只有几千元钱。我当即出去借钱。从朋友处借到钱后，我打电话告诉她，等晚上我把钱带回来。但她说很急，表示自己马上过来取。她装好钱后道声再见就转身离开。
晚上我回到家里时，这才发现她已搬走了所有的东西不辞而别。但她给我留下了一封短信和500元钱。只见信里写道：“我渴望幸福生活，但我又最担心你的人身安全，没想到你老是爱搞卧底暗访，写那打打杀杀的新闻，不但得罪人，还有生命危险。我实在无法承受这一份可怕的担忧……而你却又是一个固执的人，我无法阻止你，所以我只能离开……现留下500元钱给你，以免在我离开后你饿着肚子去历险……”
其实，早在红之前，曾有一位爱我的美丽女孩子也是因为我写批评报道而离开了我。她是刚从高校分到广州某医院的女医生林。我们在一次联欢会上认识后很快坠入爱河，可只几个月时间，我们的爱情却遭受到了考验，她十分害怕我在采访时遭遇到的各种危险。后来，她终于向我提出分手，哭着说：“我只想过一种平静安稳的家庭生活，实在无法容忍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惊悚采访，我太担心，我太害怕……”
后来，当我与远在西子湖畔的杭州某学校老师萍由多年的笔友成为恋人时，其父母亲获知我在广州的历险经历后，非但没有对我增加好感与信任，相反当即强迫宝贝女儿与我一刀两断。记得那是个中秋节，生性柔弱的萍只好含泪与我分手，以致我们的第一次相聚变成为了最后一次。
就这样，我的历险经历吓跑了我的几次爱情，那随风摇曳的倩影，在我的青春史册上洒下了一串串斑驳的泪痕。
但是，至今仍然独身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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